看史知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唐朝有一位忠臣、直臣（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叫做魏征，在他病故后，唐太宗李世民对着朝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典出《旧唐书·魏徵传》。
此文的典故本来是李世民因为痛失忠臣而发出的感叹之词，主要想表述的是“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但是，现在社会反复提及的反而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句话。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为何人们现在热衷于研究历史，从历史的故事中寻找未来的“答案”呢？
因为现在市场主线混沌不明，宏观交易逻辑错综复杂，大家都在思考未来市场会如何运作。所以，在这个略显焦虑和浮躁的时代下，我们更加渴望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到一些经验教训，帮助我们找到未来市场发展的主线，提高投资的胜率，抓住时代的红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或许也可以“预知未来”。
暗流涌动——二战后的国际新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进入到了“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政治经济格局中。
虽然整体环境和平稳定，但这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变化。
下面，就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货币方面：1944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成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但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塌了。
此后，美国又通过美元石油体系增强美元的流通性，奠定了其国际货币的基础，但在近两年里，逆美元化的浪潮再次“如火如荼”，美元的国际公信力再次受到挑战。
经济方面：二战后，为了对抗苏联、增强其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二是对日本经济“改造”，使得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并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通过这样的“援助”手段，获取到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和优质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美国通过“广岛协议”让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并破裂，并最终使得日本经济“失落”，可以说日本是“成也美国、败也美国”。
政治军事方面：众所周知，1991年前，全球政治格局的主旋律是“美苏对立”和“冷战”，而在苏联解体后，全球进入“大缓和时代”，国际局势开始趋于稳定。
但其实细翻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发现美国为了获取战略资源直接或间接发动引起的战争高达数十起，包括但不限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威特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等。
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直接或间接引起局部战争和冲突。
盛极而衰——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但即使过去几十年国际环境纷繁复杂，在表面和平的环境下“暗流涌动”，但是依旧有一条主线贯穿了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那就是全球化。
首先，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基本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
目前全球按照各国资源禀赋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国家：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
资源国：具备资源优势，通过向全球提供生产原材料并获得资金进行再开发；
生产国：具备生产要素优势（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购买资源提供产成品，进行扩大再生产；
消费国：具备大量的市场，同时能够提供制度和新技术给资源国和生产国。
这三类国家相互分工协作，能够使得全球整体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分工合作，这些国家的生产、消费效率也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可以看到，1970年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一直在快速推进，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甚至一度超过60%的水平。
但事情在2008年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在2008年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坚信自由公平的贸易、自由公平的市场是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纳的经济政策，这也是本轮全球化的最重要根基之一。
但当金融风暴发生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时，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带来的问题，让市场开始担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未必是最稳定的经济政策。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可以看到在2008年以后，各国政府开始更多参与市场、参与经济（如新冠疫情后，美国积极救市；SVB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反应等），使得经济全球化变得没有那么的“自由、公平”。
此外，在2008年后由于缺乏新兴技术革命，全球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缓慢、劳动生产率无法有效提升、导致全球整体的新增有效需求增长有限。全球经济的增长变得乏力。
在没有办法把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的背景下，“分蛋糕”成为全球各国的主要矛盾，如何在一个相对“存量的市场中”分到更多的“蛋糕”就成了各个国家主要考虑的问题。
自此，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
而俄乌战争的爆发更是使得“逆全球化”趋势愈加凸显。原本俄罗斯是全球最主要的资源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暴力驱逐”出了其构建的全球贸易体系，随后频繁的对俄制裁让所有国家都明白了，现有的全球化是“欧美的全球化”，只要你拂逆了欧美国家的意愿，这全球化就“容不下”你。
这也使得原本追求“效率”优先的“全球化”发展彻底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各经济体在小团体范围内（欧盟、东盟等）的“抱团取暖”——“安全”开始成为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自此，本轮全球化开始“名存实亡”，市场对于“逆全球化”的讨论热度开始上升。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市场对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
不破不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时代
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并非是第一次“逆全球化”，我们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通过过往历史的数据的复盘我们可以发现，上一轮全球化的高点在20世纪初，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
此后，我们也经历了几轮短暂的逆全球化的进程，如两次石油危机、美日贸易战等时刻，但其持续时间均相对较短，可参考意义有限。
据国泰君安方弈老师的分法，上一轮全球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扩散期（1844-1858）：先发国家通过由具备技术与产业优势推进贸易自由化，抢占基础原料和市场。后发国家凭借低人力成本或资源优势融入“自由贸易”体系。全球经济增长提速，先发国与后发国产业位置互补。
2）高速发展期（1858-1877）：先发国家对外推动自由贸易赚取的贸易顺差将以资本形势对外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海外产业资本投资带来的产业与技术外溢。先发国家由进一步提升自身产业链位置，并赚取对外投资收益。先发国由于全球贸易中心以及是对外投资主要来源，本国货币成为其他后发国家的主要外汇储备，并主导全球金融体系。
3）结构冲突期（1877-1890）：过度自由化的全球贸易体系通常使得新兴经济体廉价产品冲击发达国家传统行业，由此带来保守主义的回溯（如当下环境）。结构性的产业竞争冲击会使得发达国家相应利益集团受损，并推动贸易体系阶段性向保守化回归，主要体现为产业贸易战，或者关税的结构性改变。
4）全面冲突期（1890-1913）：如结构性冲突并未以一方失败告终，冲突烈度将进一步升级。随着先发国与后发国人力成本差距的缩窄，保护主义尽管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却能切实倒逼后发国技术形成赶超，后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并由此面临“全球化悖论”，制造业更强的竞争力伴随的是市场与原料两端更大的风险敞口，后发国会更为积极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并主导自由贸易，二者之间的冲突持续加深。
整体来说，逆全球化中的国家冲突本质是后发工业国家与先发国家在产业链位置的重叠程度的不断加大引发的矛盾。冲突将主要聚焦在后发国最为脆弱，也是先发国优势最显著的资源与贸易市场。先发国家会利用主导全球化过程中控制的资源品与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即后发国的工业品出口市场）对后发国家实现钳制。在这一过程中，资源品（能源、粮食）以及贸易市场武器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回顾上一轮逆全球化的全部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调和的。而当时的后发国家（美国、德国）均已超越了当时的先发国家（英国）。而即使经历了上一轮逆全球化的激烈调整，市场依旧选择去拥抱全球化，且本轮全球化程度明显高于上一轮，故我们可以简单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一、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下，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像当年的德国、美国一样获得胜利；
二、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中的一个阶段，是后发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先发国为实现其“安全”需求而对其进行的钳制罢了。但从全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去考虑，发展依旧是硬道理，即我们最终还是会拥抱“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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